低估”(undervalued)和“弱于大盘表现”(underperforming)是激进投资业者经常用于目标企业的两个形容词。
“对冲基金”(hedge fund)投资业者积极地寻找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他们为其累积股票并为董事会与企业管理献策，从而抬高股价。尽管越来越多的论点认为也有好的对冲基金存在，但激进投资者总能完美掩饰其掠夺性的手法：他们只是在代表股东行使权利。
遭受激进对冲基金行动攻击的高科技企业中，最知名的案例包括Yahoo (Starboard Value的Jeffrey Smith)、Sony Corp. (Third Point的Dan Loeb)以及苹果(Apple) (Carl Ichan)。近年来，半导体企业正持续深陷重围，包括明导(Mentor Graphics)、Integrated Device Technology (IDT)、矽映(Silicon Image)、麦瑞半导体(Micrel)、TriQuint、Integrated Silicon Solutions Inc.(ISSI)、高通(Qualcomm)以及迈威科技(Marvell Technology)等。
睹注更大、也更放胆下注
咨询公司Heidrick & Struggles首席分析师Bruce Kimble指出，过去的几年来的最大的变化是，以往专注于中、小型公司的激进投资者，现在变得“越来越大胆了！”
过去一年来，让他们更大规模以及更大胆下注的知名案例包括高通——Jana Partners建议高通拆分其授权业务与芯片业务；以及，最近的Marvell Technology。
目标企业的规模越大，激进投资者需要更多的资金，才能采取有利的位置。但这一点并未阻挡Starboard Value在今年取得6.5%的Marvell(该公司上一财年营收约37亿美元)。这让对冲基金得以运作让Marvell的创办人下台，并取得更多的董事会席次。
Kimble指出，有三大因素造成当今的芯片产业动荡——2015年的“并购(M&A)交易数”、“芯片的每闸成本随制程节点进展而大幅增加”，以及产业的成长放缓。根据他的观察，“过去30年来，半导体芯片产业通常每年平均成长10%，而在最近的5年来估计仅有3%的成长。”
所有的这些变化都“对于高阶管理人员带来巨大的压力”，他们必须“增加产品线、进行更多的创新以及提高曝光度。”Kimble解释，“企业不能再依赖于产业的成长，也不能仅诉诸于有机成长的传统模式。”
同样的道理也可套用在投资者渴望看到股票价格上涨。在这样的一个过渡阶段(即从10%的年成长到3%)，“可能刺激了激进投资者进行更多的动作，”Kimble预测。
许多管理咨询公司，如麦肯锡(McKinsey)等，为企业高层主管提供了丰富的咨询，协助他们因应激进投资者的行动。他们强调激进投资的正面效果，如“改善策略与营运，或强化董事会”等。
理论上，迫使企业提升管理效益以及抬高股价，听起来就像为企业与投资者带来了“双赢”。但没人真正知道在让对冲基金投资者创造财富的同时，是否提高了股票收益？真的为企业与员工带来报酬了吗？
图1：根据McKinsey的统计，激进投资一般都能让股东的利润持续增加。但是，对于员工和企业的长期健全发展会带来什么影响？
更重要的是，乐观地描绘激进行动带来正面影响，也无法改变企业高层与员工真正感受对冲基金就像秃鹫般盘旋其上的忧虑。
两年前，Heidrick & Struggles发表了一份题为《半导体产业中的激进投资者与董事会》(Activist investors and boards of directors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的研究报告，在2013年间访问了代表23家半导体组件设备公司的 20位董事会成员，包括前25大美国上市公司中的16家。
尽管这一研究看到了激进投资的一些正面影响(淘汰效能不彰或不适任的董事，以及拔擢服务股东的董事等)，接受这项研究访问的董事会成员也指出遭受激进投资者攻击的负面冲击：
· 在会议室讨论时产生寒蝉效应(董事会中有了外来的激进者，彼此之间往往变得较不像以往那么公开，也更多疑。董事会由于猜疑而瘫痪，甚至各分派系。CEO可能变得更不确定，甚至缺乏自信)
· 仅根据短期结果做决定，而非以公司长期发展的最佳利益进行决策(公司变得较不愿意进行需要时间证明其价值的收购行动）
· 不明智的减少现金缓冲(尽管现金储备可能是芯片供应商在此周期性产业中的谨慎策略，但董事会成员则用它来邀请激进投资寻求股票回购或股利)。
恐吓威胁手段尽出
许多芯片业CEO都未曾公开说出他们与激进投资者共事(抗争？)的经验。
曾经接掌芯片制造商Micrel长达37年的Ray Zinn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巴伦周刊》(Barrons)去年12月的一则报导中提到，“激进投资就像强盗一样。他们发现只要接管了一家公司，就能大肆 破坏。”Micrel最后在去年夏天卖给微芯科技(Microchip Technology)。
还有人更深入地描述这一现象。在上个月《美国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的一篇文章中，工会支持的Strong Economy for All Coalition执行董事 Michael Kink形容激进行动“更像是被黑手党恐吓，而非复杂的业务理论。”就像在说，“让我们更赚钱，否则就把你扔出窗外！”
不可否认的，激进投资者自己经常处于对抗或甚至作战的姿态。他们知道仅需让公众评论管理团队，就有助于炒作(或破坏)股票。
事实上，让激进投资者进入董事会也不足以让他们保持沉默。例如，就在上个月，据报导Yahoo与Starboard还得在其协议中增列一项非贬低条款，禁止再公开批评双方的公司。
图2：大部份的激进投资以合作进场后，态度转趋于敌对...
无记分卡？
Kimble对于激进投资的讨论可分为两部份：短期投资者的兴趣在于使其基金投入尽快获利，因而迫使企业作出违背其目标的决定；而长期投资者真正追求的是对于公司和股东最好的未来。
然而，包括管理咨询公司在内，几乎没有任何研究机构深入探讨对冲基金投资者对于业界技术公司的冲击。
市场研究公司IC Insights副总裁Brian Matas直截了当地表示，“IC Insights并不追踪业界的激进投资部份。”
不过，他指出，“在我看来，当涉及激进投资者试图影响董事会或公司的方向，一般很少会有双赢的结局。我认为，激进投资者往往是迫使公司朝向满足眼前 短期利益前进的组织或个人，因而摒弃了更理智、长期的策略。”他进一步补充说，“除了稳健的财务表现，激进投资者往往也受到当时社会发展趋势和政治倾向的影响。”
致力于对冲基金的专家
人们经常说，对冲基金激进份子基本上是财务专家，对于如何促进科技公司的成长并没什么想法，产品与服务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个谜。但是，情况已今非昔比了。
在Starboard最近杠上Marvell的行动中，Starboard留下三位芯片业资深专家作为顾问，包括Tessera Technologies现任董事与Novellus前任首席执行官Richard Hill、IR前首席执行官Oleg Khaykin，以及曾任IDT与TI 高层的Jeffrey McCreary。Hill与Khaykin最近还被选为Marvell的董事，Hill随后还被选为该公司总裁。
Starboard在2012年将锚头对准IDT时，也曾建议新增加2名董事——Starboard管理总监Peter Feld，以及在2013年备受尊崇的Ted Tewksbury离职后成为IDT临时首席执行官的Jeffrey McCreary。
Starboard改组IDT是否为该公司来任何好处，目前还有待评估；但就在上个月，IDT开始收到来自中国投资者以每股32美元现金的收购邀约。
圆满结局？
并非所有的激进投资活动最终都让公司遭受破坏。Kimble以IR与高通公司为例指出，这两家公司都认真看待对冲基金的利益、不仅释出善意与其合 作，也让他们表达看法。最终，掠夺者知难而退了，让IR自行决定以30亿美元现金卖给英飞凌科技。高通则是把2015下半年的大部份时间都花在对抗 Jana Partners的要求，最终成功地保有其授权业务与芯片业务。
为了对抗激进投资业者的攻击，Micrel首席执行官Zinn在《巴伦周刊》的访问中提议：降低13D披露的提交门坎，使其强制要求一旦有人收购某家公 司超过1%股票时就必须备案。13D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要求任何投资人在一家上市公司各类持股超过5%时就必须在10天内提交的表格。
美国参议员Tammy Baldwin (D-WI)与Jeff Merkley (D-OR)最近已针对激进对冲基金立法。Baldwin法案将使13D报告的备案时间从10天缩短为2天，限制激进投资者在公开披露以前突然聚集大笔基 金的能力，以及避免因股价飙涨造成暴利，此外，该法案还限制其“群狼”(wolf Pack)战术，以避免其分别以低于5%门坎同时或先后买入。
编译：Susan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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